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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印东向政策下印马合作升级削弱我对马影响力
一、印马互利合作对冲我地缘影响力
（一）印度重点经营马来西亚，将其作为推进东向政策的战略支点
印度将马来西亚确立为推进“东向政策”的支点，加速政治和安全布局巩固在东南亚的存在感。自2015年两国关系提升为“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印度便持续通过互访、经贸与安全合作等方式深耕马来西亚。2022年印度-马来西亚外长对话重启：在印度外长苏杰生于2022年4月参加第五次印度－马来西亚外交部磋商后，两国关系的修复进程开始提速。当年6月马来西亚外长赛夫丁访印并出席东盟-印度特别外长会，强调马来西亚将全面支持印度在东盟事务中的“正面角色”。2024年8月，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签署涵盖劳工、人力资源、数字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8项政府间合作谅解备忘录，并达成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共识。印方强调马来西亚是印度在东盟及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而马方赞赏印度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欢迎印度更深入参与区域事务。双方还一致承诺维护航行自由和以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海洋法公约》）解决争端。
在过去两年中，印度东向战略与“印太构想”相融合，将马来西亚视为通往东盟的枢纽；印度外长、防长多次访问吉隆坡，强调马来西亚是印太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印度还设立国营航空航天企业的区域办事处，推动军工合作落地。通过种种举措，提升在马来西亚乃至东盟整体战略中的影响力，挤占我在马的政治合作与战略沟通空间。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于2024年9月在吉隆坡设立东南亚区域办事处，为马来西亚军方及周边国家提供后勤服务，强化印度军工企业在马存在。同时，印度利用庞大印度裔社群（逾200万印度裔人口，约占马来西亚人口7%左右）持续开展文化与宗教交流；印度各邦经贸代表团也多次赴马推介投资。种种行动凸显印度希望以马为跳板深化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并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多方面挤占我在马传统影响空间。
（二）马来西亚主动谋求与印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马来西亚积极引入印度力量，将对印合作视为“多元外交”一环。马来西亚历来奉行平衡外交，但近年来与中、美等大国互动时感到策略空间受限，于是更加注重对印关系。2023年马来西亚新政府上台后，对印政策明朗化。2023年10月，马来西亚邀请印度参加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LIMA），为印企设立专门展区，展示其舰船与航空装备。安瓦尔同时在双边会晤中盛赞印度在疫苗和医药领域的帮助，强调“印马是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纽带的天然伙伴”。此外，马方巧用印度平衡局面，自2023年下半年起印马推动本币互换试点，减少对美元结算的依赖，便利马来西亚出口棕榈油、橡胶及初级产品至印度市场。2024年末，马来西亚表示愿与印度共同倡导“全球南方”议题，拓展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协调合作。此外，马来西亚积极寻求加入“金砖国家”（BRICS），获得印度支持，并借此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马来西亚即将在2025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安瓦尔表示将与印度等对话伙伴密切协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动作表明马来西亚旨在吸收印度资源以提升本国战略自主，削弱对我单一市场或军事技术的依赖。
（三）制衡我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马来西亚是东盟的创始成员之一，在东盟内具有较强的经济影响力。自1991年起，中国便与东盟开展对话关系，特别是在2015年，马来西亚作为东盟的轮值主席国，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深化，为我在东南亚的地位奠基。根据东盟内部安排，各成员国会轮流担任与对话伙伴国（如中国等）的关系协调国（Country Coordinator）。在担任协调国期间，该成员国在牵头组织双边或多边会谈、议程制定以及方案落实等方面拥有相对较高的话语权。马来西亚当前担任中国—东盟合作协调国，意味着在任期内主导或深度参与中国与东盟各项合作计划的设计与推进。印度若能在此阶段对马来西亚施加影响，就可能在区域经贸、安全合作等议题上间接干扰乃至削弱中国对东盟整体的影响。此外，马来西亚担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协调国，为中国—东盟的南海争议提供平台。印通过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亦期望能够遏制我“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扩大自己在印太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二、印马经济与产业合作形成对我竞争态势
（一）印马半导体与数字经济合作
印度与马来西亚正积极构建以半导体与数字经济为支柱的产业合作，强化对华产业竞争。马来西亚是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出口国，拥有封测领域国际领先企业（如马来西亚Unisem、马太电子等），长期在芯片封装、测试环节拥有优势，拥有约占全球13%的芯片封装测试份额，印度则正全力构筑本土芯片制造生态。2024-2025年间，两国就半导体供应链衔接展开多次部长级会谈，集中探讨共同承接跨国晶圆制造投资、建立芯片封测与电子组装中心等具体项目。2025年3月18日，印度商工部部长级官员与马来西亚副贸工部长廖辰洋（Liew Chin Tong）在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议，专门讨论半导体产业合作机会。印马还将数字经济合作写入高层联合声明：双方计划在金融科技、统一支付接口（UPI对接PayNet）、云计算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强化标准互通，促进双边数字基础设施共享。马来西亚积极支持印度倡议的数字创业扶持计划，印度软件与创业公司则看好马来西亚在东盟的市场辐射能力。截至2024年底，印马初步建立创业企业合作平台，印度“初创印度”计划与马来西亚国有创业基金Cradle正在对接，筹备成立印马初创联盟，促进两国数字创业生态互联。这些进展有助于印马在区域高新技术领域与我展开竞争，形成“多元化”供应链格局，减少东南亚对我数字科技及芯片出口的依赖度。
（二）印马自贸协定升级
两国联手加速贸易协定升级，力图在东盟－印度经贸圈内塑造新的贸易规则，制衡我在区域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印度虽于2019年退出RCEP，但随即便与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推进“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AITIGA）升级，弥补空白、增强抗衡中国主导区域贸易的能力。自2023年4月起，印度央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推动卢比对令吉直接结算，部分棕榈油与制成品双边贸易摆脱美元结算。与此同时，双方还重启2011年生效的《马来西亚－印度全面经济合作协定》（MICECA）谈判，2024年8月，莫迪与安瓦尔会谈后一致同意“支持并加快”AITIGA审议进程，决定在2025年内完成主要技术文本修订。印马领导人设定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50亿美元的目标（相较2022年约165亿美元已有明显增长），并在工程服务、IT外包、食品加工等领域进一步开放投资准入。马来西亚官员表示，期待以更大幅度的关税减让推动印度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进入本国。印度亦谋求在马取得更优市场准入，以工程制成品、食品加工等出口抢占份额。印度与马来西亚央行搭建本币结算通道后，已显著提高两国企业间卢比与林吉特直接结算量。若协定升级与本币结算顺利落地，或将带动两国贸易额快速攀升至250亿美元以上，冲击我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地位。
三、印马安全与军事联动助力印军在插手南海局势
（一）反恐与航道安全
反恐与海上安全合作正成为印马防务关系的突破口，印度军力在马来西亚周边部署和执法合作中日益活跃。从2022年重启的陆军联合演习“Harimau Shakti”侧重于丛林战和反恐科目。该演习每年举行，一半在马来西亚一半在印度，2023年11月曾于印度梅加拉亚邦乌姆罗伊基地举行；2024年12月又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本同营举行，新一轮演习分跨训和实兵两阶段，重点演练丛林环境下的反恐作战，包括反伏击、要地夺控和清剿行动等。作为马六甲海峡和南海的邻国，印马在保障关键海上航道安全上有共同利益。双方海军通过“Samudra Laksamana”联合演习（意为“海上统帅”）加强协同。该演习自2018年启动，每两年一次，2022年8月在马来西亚附近海域举行第二届，2024年2月28日至3月2日在印度东海岸维沙卡帕特南附近举行第三届。演习包括港岸交流和海上科目：两国海军在港口举行专业研讨、体育交流，分享海上安全事务，出海后，两军舰艇（如印度“基尔坦”号轻护舰与马来西亚“勒基尔”号导弹护卫舰）进行编队机动、通信演练和海上联合搜救、执法等科目操练。除了演习，印马还通过定期防务高官对话讨论海上安全合作。根据印度外交部资料，印马防务秘书级合作会议定期召开，双方就海上态势感知、打击海盗和走私等议题交换情报并协调立场。此外，印海军亦进驻安达曼群岛地区，以P-8I反潜巡逻机提升对周边海域的监控能力，积极寻求与马方海军展开“联合巡航”。印马亦共同担任2024-2027年东盟防长扩大会反恐专家组联合主席国，牵头区域反恐演习和能力建设。这意味着印度在名义上帮助马方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实则巩固自身在东南亚战略前沿的军事存在。
（二）南海议题合作
印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日渐密切，印度借马来西亚争端需求深化其对南海事务的介入。马来西亚为南海声索国之一，与我国存在一定重叠海域争议。2024年8月，印马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双方重申尊重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上贸易不受阻碍的原则，并敦促各方依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针对南海局势具有明显指向性。此外，马来西亚对印度提出的“印太海洋倡议”（IPOI）持开放态度，虽然截至2024年初尚未正式加入，但印方多次邀请马方参与该倡议的相关项目，以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合作。2024-2025年间，印马联合声明多次提及“以UNCLOS为依据解决争端”，对任何“胁迫行为”表示反对，印海军持续部署舰艇进入南海进行访问、演习，并在哥打基纳巴卢港等地停靠补给，与马海军展开情报与技术交流。马方欢迎印度的“印太海洋倡议”，从中寻求海上安全与执法能力提升。可以预见，随着马来西亚2025年担任东盟主席并主导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印度将通过东盟平台和双边渠道更密切地与马来西亚协调南海政策。
（三）国防装备制造业合作
印度与马来西亚的国防工业合作从战机维护到技术转移全方位铺开，助力印在我周边构建军工影响力网络。2022-2023年，印度曾向马来西亚推介“光辉”LCA战机，以参与马来西亚轻型战机招标，并为此在吉隆坡设立HAL办事处提供技术支持。尽管最终马来西亚选择韩国的FA-50战机（2023年签约购18架），但印马仍在战机维护方面找到合作点。由于西方对俄制武器的制裁导致马来西亚苏-30MKM战机零部件供应困难，印度作为苏-30最大用户，已开始为马来西亚提供技术支援和零件供应。此外，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在吉隆坡增设常驻办事处，为马来西亚及周边用户提供军机及航电维修服务。虽2023年马来西亚空军轻型战机项目最终选购韩国FA-50，但印方武器出口部门持续推介“光辉”战机、舰载导弹等装备，并积极提出与马合作共建军工生产线。2023年7月双方商定建立“苏-30经验交流机制”，共享两国操作维护苏-30的经验，2025年初，马印双方成立“苏-30维护合作论坛”，分享改装技术。总的来看，印马防务工业合作已从意向走向机制化建设阶段。虽然短期内大型武器采购尚有限，但通过装备维护支援和联合研发，双方正逐步建立起对华防务合作之外的另一条军工供应链，加强马来西亚军队的独立作战保障，也使印度军队在南海地区拥有了友军可用的后勤支点。
四、淡化克什米尔问题
2019年8月印度单方面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特殊地位，引发巴基斯坦强烈抗议。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积极成员国，马来西亚最初站巴基斯坦，彼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莫哈末不顾印度反对，在多个场合为克什米尔穆斯林发声。在2019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马哈蒂尔直言查谟克什米尔已被“入侵”。同年12月，马哈蒂尔又公开批评印度颁布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歧视穆斯林，称印方此举“实际上是在剥夺穆斯林公民的公民权”。但由于马来西亚言论并非官方外交场合照会，印度选择以经济手段予以反击。2019年10月，印度主要食用油贸易协会号召其成员停止采购马来西亚棕榈油，2020年1月，印商务部正式下令将精炼棕榈油进口从“自由”改为“受限”类别。此后，马来西亚对印棕榈油出口急剧下滑：2020年1月印度自马进口量骤降至仅46,876吨，为自2011年以来最低点。马哈蒂尔本人承认印方此举已引发“两国贸易战”，但他依然强硬表示“我们说真话，不会收回”。此后，两国双边关系跌入谷底。
2020年3月，马哈蒂尔政府倒台。新政府上台后，立即表现出淡化克什米尔分歧、恢复对印友好的意向。双方很快采取务实举措：一方面，马来西亚主动寻求满足印度关切。据报道，马方在2020年5月签署协议，向印度进口创纪录的10万吨大米。另一方面，印度许可国内进口商恢复从马来西亚采购毛棕榈油，印度买家在2020年5月-6月重新订购20万吨马来西亚毛棕榈油。印度业界人士透露，鉴于国内食用油库存下降以及马棕价格优惠，印度政府默许采购，并称“不能无限期只依赖印尼一国供应”。到2020年夏季，印马贸易往来逐步恢复正常。
随后马来西亚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的表态明显收敛。在国际场合，马方不再主动提及克什米尔，即使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内部，马来西亚也没有再推动激烈的共同谴责决议。目前，围绕如何回应克什米尔等问题，伊斯兰国家内部已出现分化，核心成员各有盘算，相关表态流于原则性宣言，缺乏统一有力的后续行动。
目前，印马关系的强化已在政治、安全与经贸多重领域形成对我明显的“挤出效应”，从而削弱我在马来西亚的合作先机。一方面，印度借马来西亚扩展其“东向政策”深度和在东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希望以印度为新盟友在平衡中美格局的同时夺取更大回旋空间。两国密集的经贸与安全互动为印度军力更频繁地部署在马来西亚周边提供正当性支撑。值得关注的是，马来西亚防务自主倾向与印度军工渗透有可能弱化我在军事装备出口与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主导力。为避免我在马地缘影响力的被动式削减，应警惕印马合作的速增态势，强化多维度对马战略接触，布局产业与安全新空间，密切跟踪印马在东盟与南海领域内的互动动向，以防印度借马来西亚之力对我形成更大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