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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是丝路的重要枢纽。作为通往印度的门户，它是所有从西部和北部出发的陆上丝路的必经之地，塔克西拉也因此成为丝路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与丝路文明的交汇点，犍陀罗艺术的出现即为明证。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国家之一，中巴共建“一带一路”意义深远。因此，梳理巴基斯坦学界“一带一路” 研究现状，旨在厘清巴基斯坦学界的“一带一路”认知，进而提出中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因应之策。本章通过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学术动态，旨在梳理中国学界“一带一路”研究现状、揭示中国丝路学派碎片化特征的现实影响，以及通过形成学术合力、构建包容性话语体系及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来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一、巴基斯坦“一带一路”研究现状梳理
巴基斯坦学界的“一带一路”认知，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巴基斯坦带来重要新机遇，将会助力巴基斯坦推进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二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也将在某种程度上给巴基斯坦社会带来挑战和冲击，具体而言：
首先，巴基斯坦学界多维度肯定“一带一路”的主流认知。
巴基斯坦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维度肯定“一带一路”：
一是从弘扬丝路精神维度予以肯定。如穆罕默德·阿什拉夫·汗与萨迪德·阿里夫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之间古老的贸易之路”，还是“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之路，并在数世纪内“将东亚、东南亚与东非、西亚和南欧贯通起来”，最明显例证就是“犍陀罗艺术受到了来自中国、波斯、罗马和希腊等不同文明的影响。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以及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国王时期，大乘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巴基斯坦《每日邮报》总编辑马克都姆 ·贝巴认为，丝绸之路是“两国之间的商业交往及思想和知识的交流”红带，巴基斯坦的朱利安大学校址曾是中国玄奘和法显研究佛教经文的场所，也是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协议的签署之地，标志着“中巴经贸合作关系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曾任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的泽米尔·艾哈迈德·阿万认为，“‘一带一路’对巴基斯坦来说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不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巴基斯坦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发展方向”，中国倡导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中的疫苗援助优先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考虑非洲人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表明“中国正在通过新的丝绸之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米尔·谢尔巴兹·赫特兰认为，“一带一路”是巴基斯坦政府“无法错过的新机遇”，“人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战略与经济合作”，助力“巴基斯坦和周边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巴中关系前途光明、未来可期。
二是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维度予以肯定。如巴战略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艾哈迈德·法希德·马利克认为，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能源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这“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慷慨复制，也是对巴当前发展现状的对症下药”，故成为“巴经济发展前景向好的动力之源”，使“巴基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提高直接得益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并因带动其他五条经济走廊建设而助力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一带一路”共建进程。阿里·海德尔·萨利姆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带动瓜达尔港口建设与俾路支省的社会发展，不仅改变“俾路支省经济落后、政治动荡”的现状，还能“发展基础设施并创造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外来干预”并“向邻国提供合作机会”，进而在“改善国家机制、基础设施及社会发展政策”方面保障俾路支省的稳定。纳比拉·贾弗认为，中国提出“—带一路”倡议，旨在“恢复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贸易路线”，巴基斯坦凭其重要的地缘优势，可成为中国与中亚及中东的重要门户，为中国提供最短的陆路和海路通道，而上合组织扩容有利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因为将印巴同时纳入上合组织合作新框架，将“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协调印巴关系，改变印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的米安·艾哈迈德·纳伊姆·萨利克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使巴基斯坦一国受益，还将助力丝路沿线不同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在严重缺乏互联互通的南亚地区，“对巴基斯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帮助”。巴基斯坦地区研究所的阿里什·乌拉·汗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经济发展与地区安全上为巴基斯坦带来了“巨大改变”，尤其在 “提升巴基斯坦对中亚国家乃至域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加强区域国家在法律和安全问题上的协调”上成效渐显。梅法尔瓦与阿哈玛·西迪卡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因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融资与能力不足的限制”，为其“提供了消除结构性瓶颈和开展互利合作的机会”，以鼓励其“实现共同经济发展目标与实现自给自足”，因而成为 “南南合作”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标志。巴基斯坦地区研究所的米哈斯·马吉德·汗与米尔韦斯·卡斯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助力“中国无风险地从海湾国家满足自身能源需求”，“也可能成为中国西部新疆实现繁荣和进步的转折点”，故“中巴合作对区域和全球参与者提供了发展机会而不是威胁”，“中巴全天候伙伴关系有可能改变地区政治、影响全球政治，并成为稳定地区的力量”。再如，米哈斯·马吉德·汗还认为，“一个全面运作的瓜达尔港”，不仅加强了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中亚国家、阿富汗、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联系，还因“瓜达尔与周边地区的连通性而使其具有重要的全球战略与地缘战略地位”，具有促进地区国家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可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贡献，并促进地区和谐”还有，伊斯兰堡国立科技大学的阿什法克·哈桑·汗认为，“一带一路”的成功将取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成功，因为这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尽管有很多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误解，但中巴经济走廊会完成，因为它是两国战略愿景的一部分。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这已经成为两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将从中受益，但这也将取决于巴基斯坦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可以开发更加偏远的地区，实现地区发展，减小发展差异。中巴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利克认为，“得益于兄弟般的双边关系”，“归功于科学的,总体设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并显著改善了巴基斯坦经济面貌，并将使巴基斯坦从地区国家中基础设施的“洼地”跃为“高地”，进而可更充分地“从自身地缘经济禀赋中获取发展红利，真正成为连接南亚、中亚、中东多个地区的转口贸易枢纽国家”，并吸引丝路沿线地区国家“共享经济红利”。
三是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维度予以肯定。如巴基斯坦地区研究所的阿里什·乌拉·汗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对瓦解中国西部边疆的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极为重要”。希林拉汗认为，中巴经济走廊这一概念，“比区域经济集团或贸易集团更广泛”，其“强劲的经济合作将成为国家的主要力量，并将促进内部和谐与稳定，从而减少冲突”，凸显“走廊的政治和战略”的重大意义。又如，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 (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s-lamabad， ISSI）的米尔·谢尔巴兹·赫特兰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南亚地区提供了一个“实现人类发展并解决贫困、恐怖主义和人类安全等深层次问题的机会”，“一旦能源和基础设施项日完成，其收益将超过 460 亿美元”，这“将削弱恐怖主义势力并有助于稳定中亚和中东地区”。艾沙·萨夫达尔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进一步增强巴基斯坦海军的责任，巴基斯坦与中国不断增强的安全合作，“可从战术到战略来确保地区的稳定”。再如，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的哈立德·拉赫曼认为，“一带一路”将助力实现地区经济合作，带动中国与印巴两国的安全合作，尤其是反恐合作、涉台问题等，已成为“改善和提高中印巴三方关系中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领域”。再如，卡马尔·蒙努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有助于巴中自贸区合作，使巴基斯坦成为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与生产基地之一，还可促进外商投资巴基斯坦企业，使丝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与巴方“2025年愿景”实现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连通性目标相契合。在2017年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优化中巴经济走廊连通性：区域和超越”研讨会上，所长苏海尔·提尔米兹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区域互联互通的新机遇，“将扩大各种形式的结构性互联互通，包括区域内外的铁路、公路、航空、海运、电信和能源，促进贸易和投资流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南亚地区贸易额处世界最低，仅占南亚贸易总额的 5%，区域内投资不足1%，“中巴经济走廊的可操作性”，不仅将改变巴基斯坦与中国间双边经济关系，还将发展区域内互联互通，促进南亚地区的贸易发展。
综上，通过三个维度的不同解读，大体形成了巴基斯坦学界肯定“一带一路”的主流认知。
其次，巴基斯坦学界还存在某些担忧“一带一路”的认知。
在巴基斯坦学界，有少数人担忧“一带一路”建设在巴基斯坦会带来某些挑战与风险，如马里奥·埃斯特班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为巴基斯坦“带来一部分经济效益、解决部分发展困境”的同时，也将面临“债务陷阱”的风险，并有“投资资本主义”之嫌，使其“虽然可以减轻阻碍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障碍，但是也会增加其本已沉重的外部债务”。阿里什·乌拉·汗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会“推动中方在巴修建大量公路、铁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将促其“建立众多工业园区，投资巴能源领域并重资打造瓜达尔港”，但却面临“巴国内政局不稳、恐怖主义猖獗以及外部势力干涉”等安全挑战，需要“两国共同解决”。还有，赛义德·伊尔凡·海德与塔兹恩•阿尔萨兰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克服透明度不足、政治争吵持续不断等问题”，尤其在健全“中巴经济走廊”管理架构方面，对专业团队管理资金、可持续投资及巴方政治变动等充满担忧，但也认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既助力巴中农业交流与合作，又具有为巴服务行业创造空间和经济前景的重要作用。马克都姆·贝巴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面临反对势力污名化的與论挑战，他们诬陷“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到来会导致瓜达尔本地人失去收入来源，中国人会掌控当地所有就业机会和资源”，而瓜达尔本地居高不下的文盲率，不利于“中巴经济走廊”相关工程项日的开展，这些文盲和缺乏教育的人极易受到反对势力的“蒙蔽和蛊惑”.使得瓜达尔本地有一部分民众对瓜达尔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怀疑态度。穆罕默德·阿扎姆·汗与艾沙·萨夫达尔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巴基斯坦意义重大，但令印度“担心瓜达尔港的建设将使中巴控制世界上最活跃的能源路线，并成为监测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海军活动的设施”，使“印度感到被中巴联盟在陆地和海洋上包围和牵制”，“印度加快了对伊朗恰巴哈尔港的建设进度，试图制衡瓜达尔港”。因此，如何化解印方担忧并促其加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实为“未来中巴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IRS研究员穆罕默德·阿兹姆·伊克巴尔认为，印度以“途经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损害了印度长远利益”为由，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并提出与之抗衡的“季风计划”，但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快速推进相比，“印方战略不仅难以实现，并且不利于地区发展与稳定”。还有，穆尼斯·艾哈迈尔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虽可消除巴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障碍，但又增加了本已沉重的外债负担”。其中，为缩小巴基斯坦最发达地区与最不发达地区问差距，巴方亟需增强贫困地区生产力，加强员工培训并振兴教育，但“腐败、裙带关系和低效率是成功启动大型项目的主要障碍”，使得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利益无法保障。佐费恩·T·易卜拉欣认为，尽管中巴经济走廊对缓解巴基斯坦能源短缺现状意义重大，但由于瓜达尔地区存在“俾路支自由阵线”等多个好战组织，冲突频发，且“这些组织对外国投资保持高度怀疑，不仅激烈抵制这些发展项目，甚至攻击中方参与港口建设的工程师”，凸显巴中共建“一带一路°面临严峻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等，形成巴基斯坦学界还存在担忧“一带一路〞的少数认知现状。
总之，以上两个方面共同勾勒出巴基斯坦学界对“一带一路”较为全面、客观的基本认知，体现了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与稳定发展的特征，揭示了中巴关系发展中战略互信度高的本质。
二、巴基斯坦“一带一路”认知成因溯源
形成巴基斯坦学界认知“一带一路”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巴基斯坦丝路学界的包容性核心议题研究，为塑造巴方涉华认知提供了学理基础。
作为身处丝路文明交会地带的巴基斯坦，其学者在探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丝路学核心议题中已然形成了异质文明交往互鉴的包容性研究视角，并通过打造丝路文明研究团队推进丝路学研究，彰显出巴基斯坦丝路学研究的独特魅力，艾哈迈德·哈桑·丹尼领衔的真纳大学（QAU）丝路研究团队最具代表性：1967年，巴基斯坦教育部授权真纳大学成立了“中亚文明研究中心”，以便作为巴方代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央亚方案”国际学术合作，且在教科文组织建议下更名为“塔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TIAC)，其研究重心也从关注中亚文明到对亚洲文明的比较研究的内容拓展，由早期通过举办会议与编写中亚史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现在注重实地调研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培养学生对整个亚洲的历史与文化的广泛认识。作为巴基斯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艾哈迈德·哈桑·丹尼以真纳大学考古系为依托，创建了《亚洲文明杂志》，并发表大量有关亚洲文明研究的论著与研究报告，还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高等教育引入了考古学这门新学科，真纳大学丝路学研究团队初步建成。事实上，丹尼于 1944 年从巴纳拉斯印度大学（BHU）毕业后，自1945 年起就在莫蒂默·惠勒指导下参与了对塔克西拉和摩亨佐达罗的发掘和英属印度阿格拉泰姬陵的考古，并获伦敦大学考古系博士学位。在1962—1971年调任白沙瓦大学考古学教授期间，担任白沙瓦大学研究协会主席并组织了拉合尔和白沙瓦博物馆重建工程，1971 年任伊斯兰堡大学（即吉艾德一阿赞姆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1979 年任巴基斯坦考古和历史协会主席。且于1990—1991 年间带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研团队开展丝绸之路沙漠路线考察与丝绸之路草原路线考察，并与俄罗斯学者瓦迪姆·米哈伊洛维奇 ·马松合著《中亚文明史》，表明丹尼主导的丝路学研究团队在巴基斯坦国内外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真纳大学塔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更是功不可没，一直引领了巴基斯坦丝路学研究异质文明交往互鉴的包容性研究视角，如现任所长加尼·乌尔·拉赫曼致力于丝路文明交往与犍陀罗艺术研究；穆罕默德·阿什拉夫·汗教授，获考古学硕士与犍陀罗研究博士学位，参与巴基斯坦多项重大考古研究和发掘工作并产出多部犍陀罗艺术研究的论著；萨迪德·阿里夫助理教授，获考古学硕士与犍陀罗佛教艺术博士学位，发表了许多巴基斯坦古代遗产研究的学术成果等。此外，艾哈迈德·哈桑 ·丹尼于1962年创建了白沙瓦大学考古系，成为巴基斯坦丝路学研究的又一重要平合，不仅为全国培养了关涉丝路文明的教学、科研及智库等骨干人才，还坚持从包容性视角开展丝路文明研究。如考古系现任主任易卜拉欣·沙致力于巴基斯坦的印度教艺术研究，古尔·拉西姆·汗博士从事钱币学研究，穆罕默德·纳伊姆·卡齐博士从事伊斯兰艺术与建筑研究，扎基鲁拉·贾副教授从事印度文明研究，尼道拉·塞拉伊博士从事陀罗建筑艺术与博物馆学研究。此外，白沙瓦大学考古系还创办了国际学术期刊《古代巴基斯坦》，内容涵盖艺术、建筑、图像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伊斯兰艺术和建筑、南亚古代宗教体系、艺术和设计、文化遗产、文化旅游、文化历史、丝路钱币、古生物学丝路碑文、地貌学、环境考古学、文学及田野调查等，旨在“挽救巴基斯坦迅速消失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目前，由易卜拉欣·沙任主编的《古代巴基斯坦》杂志，因其高质量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为丝路文明研究的同仁提供了一个全球性对话平台，“可与不同学科的学者发表并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以促进丝路文明知识传播，并使他们的最新发现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议题广为人知”。综上，以艾哈迈德·哈桑·丹尼为主的巴基斯坦丝路学研究团队，两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推进全球丝路学术共同体建设而做出了重要贡献，且在包容性的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中，为塑造巴方涉华认知提供了扎实的学理支撑。
第二，巴基斯坦涉华智库的“一带一路”研究，框定了本国涉华认知基调。
在巴基斯坦活跃着一批涉华研究机构，大多致力于 “一带一路”研究，参与涉华认知建构。如，巴基斯坦中国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10 月，由参议员穆沙希德·候赛因担任主席，系巴国第一个非政府、无党派和非政治性的智库，致力于打造促进巴中国防与外交、教育与能源、经济与环境等领域非政府性学术平台。且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所（CIRD）共建了国际研发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DI），由其所长穆沙希德·侯赛因·赛义德和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共同主持。其研究领域包括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工业投资、能源和资源勘探、金融合作、社会发展合作及生态合作等，主要通过举办“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的方式，为国际组织的双多边交流提供新平台、为私营公司的合作提供有效渠道，以及将公私合作伙伴的疑虑传达给政府监管机构等。近年来，巴基斯坦中国研究所以“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为抓手，从能源、社会、经济、资金、文化、教育及地缘政治等多个视角，展开全景式动态研究，并提供风险规避相关对策建议，已出版《现代丝绸之路的经济效应：中巴经济走廊》和八卷本《走廊、文化与连通性》等重要学术成果，尤其是《走廊、文化与连通性》，主要包括阿尔马赫·贾米勒的《中巴经济走廊对俾路支省发展的影响》（2015）、纳维德·伊拉希的《安全威胁与解決方案和战略》(2015)、哈里斯·爱资哈尔和阿姆纳·赛义德的《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基斯坦能源行业的影响》（2017）、安阿姆·库莱希和穆斯塔法·海德尔的《中巴经济走廊的现实、事实与虚构》（2017）与《中巴经济走廊：文化和教育连接的机会》（2017）、阿姆纳·赛义德和拉姆拉·塔里克的《妇女在中巴经济走廊中的作用》 (2018）、穆罕默德·胡达达德·沙塔和穆斯塔法·海德尔的《中巴经济走廊：资金去哪儿了？》（2018)、沙赫里亚尔·艾哈迈德和穆斯塔法·海德尔的《地缘政治战略、经济国际与文化连接：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区域合作的新时代》(2018)，共计八部研究报告，成为巴基斯坦学界系统性研究“一带一路”的集大成者，影响深远。又如，巴基斯坦区城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Regional Studies, IRS)，成立于1982年3月，是巴基斯坦研究国际问题与区域安全的引领型智库，三十多年来已成了独立的研究倾向与独特的研究风格，其研究成果在巴智库界影响甚大。该研究所从内政外交、经济工业、科学技术、社会文化及环境安全等方面，重点研究巴基斯坦周边国家和地区问题，关涉南亚、西亚、中国、中亚及印度洋等地区与国别问题，也研究美、俄、英、法等西方大国的南亚政策，旨在对地区和全球问题提供深入而客观的分析，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了一个宏阔的研究视野。该所的阿里什·乌拉·汗，致力于中巴关系、恐怖主义、宗教民族运动研究；乌梅拉·伊克巴尔致力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中巴关系、阿富汗政治与安全研究；纳比拉·贾弗致力于中美关系、中印关系及上合组织研究；沙希德·伊利亚斯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政治争端、恐怖主义、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政治、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影响研究。再如，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成立于1973 年，系巴基斯坦战略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智库，致力于地区与全球的战略研究，关注重要战略、盟国问题、和平与安全问题、协助官方与非官方组织开展研究，以及提供对策建言等，与世界各地研究机构签署了三十份谅解备忘录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其中，该研究所专注于国别区域研究与专题研究两大领域，前者主要涉及南亚、中国、日本与亚太地区、阿富汗和中亚、伊朗、中东、美国、联合国等，后者主要涉及“一带一路”及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安全、核问题、恐怖主义及经济社会问题等。研究所于 2009 年创办了《战略研究》季刊，旨在打造研究巴基斯坦和国际战略的学术对话平台。巴基斯坦前驻美大使艾则兹·艾哈迈德·乔杜里担任研究所所长，与巴前驻联合国大使沙姆沙德·艾哈迈德·汗等10人组成了理事会，目前拥有33位骨干力量。其中，高级研究员穆斯塔法致力于核问题、军备控制和裁军、恐怖主义、印巴关系、国际法、环境安全及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研究，高级研究员阿米娜·汗致力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区（FATA）研究，高级研究员萨费德致力于印度、孟加拉国和其他南亚国家研究。2016年8月19日，研究所理事会批准建立了中巴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地区和世界作用及其对巴影响，既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政府的重要论坛，也是通过建言献策来服务于中巴经贸合作的重要智库。因此，该中心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中国外交政策、中巴经济合作、中巴经济走廊、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地区形势及其对中巴关系的影响、中国政府体制、中巴民间交往、旅游与文化、教育与科技、媒体交流等。该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致力于南亚、“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及中巴关系研究，研究员尼加尔致力于中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及克什米尔问题研究，研究员穆罕迈德·费萨尔致力于中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南亚冲突与合作研究，副研究员阿里·海德尔·萨利姆致力于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巴关系研究，副主编阿鲁沙·汗致力于中巴关系研究，以及该中心秘书巴雷赫致力于中巴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研究。还有，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成立于1979年5月，系巴国内国际关系与当代伊斯兰研究领域的重要智库，主要以研讨会、研究报告、学术期刊及出版物等方式，解决涉及巴基斯坦、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政策性问题。为此，该研究所主要通过举办相关会议来收集更多的研究信息，从而提高资政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已举办各类研讨会高达一千一百余次，如由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与中国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中国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合办的“中巴关系六十年：历史、趋势与措施”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1年4月11-12日在伊斯兰堡隆重召开，来自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白沙瓦大学、国际伊斯兰大学、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世界事务委员会的学者，与中国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四川大学南亚与中国西部发展合作研究中心、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西华师范大学、光明日报社等的中国学者及媒体人共同研讨中巴关系。又如，2017年8月10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应邀出席该研究所举办的“中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和各领域合作”研讨会，并做主旨发言。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拉贾·扎法尔·哈克、政策研究所所长拉赫曼、智库学者、媒体及巴各界友好人士一百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意义深远。此外，该研究所还创办了《政策透视》（Policy Perspectives，英语半年刊）、《西方与伊斯兰》（Maghribaur lslam，乌尔都语季刊)、《观点》（Nugta-e-Nazar，乌尔都语半年刊)，以及《IPS新闻》等学术期刊，旨在借助学术期刊方阵来增强巴基斯坦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截至目前，该研究所已出版了二百五十部著作与一千五百份研究报告，包括《伊斯兰、国际法与当今世界》、《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阴影下的巴基斯坦》、《伊斯兰与政治》等著作。2010年4月，该所与中国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中英文论文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及中巴关系的活力》，成为中巴共研“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又如，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6月，致力于巴基斯坦战略、区域问题及国际热点研究，研究所设立了理事会，其成员包括理事长伊纳姆·哈克（Inamul Hague，前外长）、参议员穆沙希德·侯赛因·赛义德、真纳大学校长阿什拉夫、旁遮普大学副校长卡姆兰等巴基斯坦社会精英。研究所现任所长是阿卜杜勒·巴希特，骨干学者有研究中国问题与中巴关系的穆罕默德·哈尼夫上校、研究巴美关系的哈立德·候赛因·钱迪奥、研究南亚安全与反恐问题的穆罕默德·纳瓦兹汗、研究南亚政治与印巴关系的阿斯加尔·阿里·沙德、研究印巴核问题的索比亚·帕拉查、研究阿富汗问题的穆罕默德·穆尼尔、及研究巴阿问题的迪迪埃·沙戴等。研究所出版的主要成果有《加强南亚和平与合作：激励约束》《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和该地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红利》《阿富汗形势：主要国家和地区国家的作用》《2014 年之后的巴基斯坦战略环境》《南盟国家经济合作的未来》《南亚国家政策方针：对区域的影响》《亚太地区新兴安全秩序：对南亚的影响》 等，旨在关注巴基斯坦和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复杂外交政策，在分析最新数据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言。
可见，巴基斯坦涉华智库集结了该国一大批来自学界、政界、媒体的精英，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出色践行者，他们的“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不仅对上影响巴基斯坦政府的对华政策，还会对下影响巴基斯坦社会的对华與论，进而框定了巴基斯坦涉华认知的基调。
第三，巴基斯坦学界的“一带一路”认知因受大国干扰而出现波动。
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备受美日印蓄意干扰的牵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成为这些大国污名化“一带一路”的炒作议题，使得巴基斯坦学界的“一带一路”认知也出现了波动。
事实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新机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9年巴基斯坦的GDP约为2782.22亿美元，人均GDP仅为1300 美元，被列为中低等收人国家。此外，巴基斯坦社会问题也较为严重，发展差异较大。自建国以来，虽然巴基斯坦工业化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已成为制约巴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过去的工业增长并没有带来工业结构的转变和多样化发展，继续进行着对传统工业的新投资，例如2010年对糖、纺织、水泥、机器、肥料和炼油等六个规模型制造业的投资仍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二是如钢铁、冶金、重型机械、石化、基础化学、电子等基础性工业在巴基斯坦几乎不存在，完全依赖国外进口，工业门类不齐全制约了下游附属工业的发展，也就无法实现向附加值高的高新产业转变；三是电力和燃气的严重短缺，电力和燃气供应缺口大、建设资金缺乏、建设能力弱是其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同时，工业发展中还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新投资、设备过时、技术水平低、缺乏管理和政策失误等问题。因此，巴基斯坦学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没有捆绑任何政治条件，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融资不足与能力偏低的限制，为其提供了消除结构性问题与开展互利合作的机会，鼓励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实现自给自足的愿景，这不仅是助力推进巴基斯坦工业化进程的新机遇，也是重振巴基斯坦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巴基斯坦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主要是基于对本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现状的清醒判断、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取得的切实带动效应的客观评估，进而形成了正面的、积极的主流认知。但是，巴基斯坦学界在研究 “一带一路”中也会受到美日印等国学界“一带一路”认知的影响，这些国家学界的“一带一路”研究又受到地缘政治博弈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的迅速崛起使美国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了极大威胁，针对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美国政府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至拜登时期的“印太战略”，欲从政洽、经济、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崛起，通过打压“一带一路”来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在此过程中，美国想要联合印度制约中巴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力邀印度参与阿富汗反恐、印度积极开通恰巴哈尔港航线等行为，充分证明了美印两国想要封锁并绞杀“中巴经济走廊”的险恶用心。此外，日本既想搭上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快车”，在美日印澳合作框架下围堵“一带一路”，但又不想错过共建“一带一路”给日本经济复苏带来的巨大机遇，形成日本政府投机性立场。但是，美日两国固守冷战思维，从地缘政洽和地缘战略竞争角度看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通过炒作“锐实力”、肆意抹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臆造中巴民间隔阂的议题，以及暗助“三股势力”危害涉华群体生命安全等手段，蓄意破坏中巴共建“一带一路”的與论环境与安全环境。此外，巴基斯坦境内国际组织众多，由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管理能力有限，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较大，美西方大国便凭借其在人权、环境、劳工等国际组织的话语影晌力来干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虽然巴方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并不穿过“查谟和克什米尔”，而是穿过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巴基斯坦的北方地区），该地区地位十分微妙，印度声称这一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属于印度领士。为此，巴基斯坦政府正在考虑提升该地区的宪法地位，从而为中国的投资计划提供法律保障。同时，由于瓜达尔港建设将对周围现有港口与在建港口造成潜在竞争，即瓜达尔港将对阿巴斯港、迪拜港、恰巴哈尔港等形成冲击，因此周边一些国家对瓜达尔港的建设心态复杂、态度较为消极。为此，印度积极与伊朗合作建设恰巴哈尔港，但伊朗时任总统鲁哈尼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朗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并希望将瓜达尔港与伊朗港口连接起来协同推进。这些都成为印度学界认知“一带一路”的重要牵绊，故通过炒作“投资陷阱”概念、唱衰“一带一路”南亚共建项目，以及臆造中巴经济走廊政治化议题等方式，干扰了巴基斯坦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
综上，在美日印等国干扰下，巴基斯坦学界的“一带一路”认知也出现了波动，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日趋显著的实效，是不断消解污名化“—带一路”的最有力的现实保障。
三、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因应之策
巴基斯坦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上的塔克拉西犍陀罗艺术与佛教文化等议题，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多聚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议题，但对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关联性研究有待进一步发掘，以助力深化中巴丝路共有认知的社会民意基础。为此，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予以落实：
第一，加强中巴民间丝路交往，进一步夯实巴基斯坦“一带一路”认知的社会民意基础。
从地理区位来看，巴基斯坦居于南亚、中亚与西亚及海湾地区的十字路口，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主要受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两个层面的影响。从历史来看，巴基斯坦主要河流印度河流域位于恒河文明、两河流域-伊朗文明和中原-华夏文明之间，丝绸之路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不同文明交往的通道，中国无疑是这条漫长丝路的起点，而巴基斯坦地区，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会的枢纽之一。自张骞“凿通西域”以来就已经联通中国与印度的这条丝路通道，也是玄奘西行求法所经之路。此外，巴基斯坦地区，在陆上连接中东与南亚，在海上连接中亚与阿拉伯海，实为古代中国通往西亚、非洲东岸的必经之路，东汉时期甘英出使大秦就是从这里由陆路转海道的。可以说，巴基斯坦地区在丝绸之路千年历史中都发挥了重要枢纽的作用，故在“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宏大叙事中，巴基斯坦地区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是由于共同的丝路记忆为中巴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政治互信成为中巴丝路伙伴关系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1年，巴基斯坦不顾其盟友美国的反对，坚定地支持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地位。1962年，巴基斯坦退出了以美国为首的围堵共产主义阵营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和中央条约组织（CENTO），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宝贵支持。后经几十年政治风云激荡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巴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已不仅仅体现在政府层面，双方的传统友谊与世代友好已深入人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巴关系正面临严峻挑战，故应通过发掘丝路历史遗迹、搭建丝路交流与合作机制、打造丝路文旅品牌项目等多种方式，加强中巴民间丝路交往，进一步夯实巴基斯坦“一带一路”认知的社会民意基础。
第二，加强中巴经济走廊安全环境建设，进一步巩固巴基斯坦学界“一带一路”认知的基调。
作为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一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所致的安全隐患。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工程要经过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对此印度政府表示不能接受，并召见大使提出反对，印巴皆有重兵集结在克什米尔停火线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旦双方发生冲突，极有可能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来巨大风险；二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问题所致的安全隐患。20世纪英国殖民者在推进其建在印度西北“科学边界”——杜兰德线时，留下了阿巴边界普什图部落区的“黑洞”问题，杜兰德线存在理论与现实的严重错位，使得阿巴水远不可能相互妥协，最终苏联和美国都先后放弃了这块“硬骨头”，却留给巴基斯坦政府一个烂摊子，而这个“黑洞”的主要覆盖区又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再加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区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阿富汗难民与跨界犯罪活动，均无法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三是“三股势力”已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最大安全挑战。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经贸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中国企业走进了巴基斯坦，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三股势力”施暴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巴经济走廊成为各方势力破坏中巴关系与围堵“一带一路”的首选攻击目标，故应通过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巴多层级安全合作，为中巴企业合作、人际交流、项目推进等保驾护航，使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安全环境中有序推进、不断释放现实成效，在维护好巴基斯坦涉华與情这一风向标中，进一步巩固巴基斯坦学界“一带一路”认知的基调。
第三，加强中巴丝路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强中巴共研“一带一路”的学术动力。
近年来，随着巴基斯坦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其精英阶层对华态度也出现了分化趋势，巴铁关系也面临后继乏人的危险，尤其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或西方教育的巴基斯坦中产阶层，对华态度充满了复杂性。但是，巴基斯坦大多数社会精英都意识到“一带一路”将推动巴基斯坦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与发展，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中、西线的公路、铁路和工业园区建设，将改变巴基斯坦的经济地理结构，促进中西部和西北部落地区的发展，凝聚民心，助力国家统一。因此，巴基斯坦虽然存在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之争，但鲜有反对 “一带一路”的声音，说明巴基斯坦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话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事实上，中巴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是优化巴基斯坦“一带一路”认知的关键，重视学界交流与合作对中巴深化战略互信至关重要。其中，中巴经济走廊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试点项目，巴方希望看到这一项目的快速进展，认为其有助于巴克服能源危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希望巴成为中国、中亚和南亚跨国贸易与能源储存和加工的一大枢纽。鉴于中巴双方都非常重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多重现实意义，故应以此为抓手开展中巴学界课题共研，通过合办会议、合办期刊、合作课题、跨境考古、联合申遗等方式，从不同维度、跨学科探究中巴经济走廊的历史基础与现实路径，为探究 “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提供鲜活佐证，进一步增强中巴共研“一带一路”的学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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