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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分析处（RAW）
印独立后，印巴分治大批英裔与穆斯林情报官员外流，印本土保留的情报局（I.B.）出现明显短板。特别是在1947-1948年的印巴首次冲突中，印度军方曾因对敌方动向“几乎一无所知”而陷入被动。此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与1965年印巴战争又进一步暴露印对外侦察研判的不足。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及多位高层官员遂提议，创设针对海外情报工作的专业机构，不再单纯依赖I.B.。在内阁秘书D.S. Joshi推动下，印度于1968年成立“研究与分析处”（Research & Analysis Wing, 简称R.A.W.）。
最初，RAW主要由I.B.内专职对巴基斯坦、中国等国情报的两个司局抽调约250名警务及分析人员组建而成，经费仅约50万美元，远逊于同期美国CIA的数亿美元“黑预算”。但其组织独立性较高，直接向印度总理办公室（PMO）汇报，享有较大灵活度。在后续对华、对巴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情报行动中，R.A.W.渐次成为印最主要的对外情报实施机构。
RAW直接对印度总理府（PMO）汇报，不隶属印度国防部、内政部。行政上编制于内阁秘书处（Cabinet Secretariat）体系内，最高负责人多称“秘书（研究）”（Secretary(R)），位阶在内阁秘书处（Cabinet Secretariat）之下。在内部设置上，RAW 通常依据不同地区和专门任务划分若干职能部门，包括外部情报部、对外行动部、技术支持部、航空研究部和联合情报委员会等。其中，外部情报部门
分设若干区域或专题组（中巴组、南亚组等），负责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综合研判；行动处设有海外分站（Stations），常驻各国印度使领馆，实施谍报活动；技术情报部门：从事通讯监听、网络侦测、卫星与影像分析等；联合情报委员会：协调所有印度情报机构。
| 等级 | 职位 |
| I 类/ A 组官员 | 秘书/附加秘书 (R) |
| 联合秘书 | |
| 主任/副秘书/专员 | |
| A 组官员 | 高级外勤主任 |
| 外勤主任 | |
| 分区干事 | |
| 助理外勤干事 | |
| RAW 特工职位简介 | 搜集境外情报 |
| 进行反恐行动 | |
| 为该国决策者提供建议 | |
| 反向传播 |
长期以来，R.A.W. 通过对外行动处（Operations Wing）在巴基斯坦、中国和周边国家保持高频部署，密切关注中巴边境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等议题，对在巴乃至南亚其他地区的中方参与项目进行监视。历任负责人中，R. N. Kao被视奠基者；近年领导人如 Samant Goel 等。由于保密性要求，RAW内部各处具体编制与人员数量鲜有公开。莫迪上台后推行强势外交和“强人”形象，也要求情报部门能在境外展现影响力。据报道，莫迪政府内部要求RAW“扩大存在、提升能见度和能力”。目前，唯一公开隶属于RAW的在职官员RAW 负责人拉维·辛哈 （Ravi Sinha） 通过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 （Ajit Doval） 向莫迪汇报。
RAW采用”军事-文职-专业”三位一体的人才结构。其人员主要来自三类渠道：一是印度军方和国家警察系统抽调经验丰富的军官及高级警务人员；二是从情报局（IB）等其他内务安全机构临时借调或长期转任；三是面向知名高校、社会精英选拔具备专业背景（语言、国际关系、科技等）的人才。据印学者估计，2000 年前后其编制人数在8000至一万以上。预算方面，因 RAW 不设单独的“公开”经费科目，其一般由内阁秘书处统筹，属机密“黑预算”范畴。观察者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在对印度情报改革的相关报告中也提及，印度对情报机构的投入逐年增加，但由于缺乏透明机制，难以获知确切统计数额。在其“对外行动”（Operations Wing）框架下，RAW布设众多海外分站，与当地印使领馆联动，通过各技术部门组织跨境情报搜集、跨境暗杀与恐袭活动。
在巴基斯坦境内进行暗杀。据《卫报》报道，印度政府实行“定点清除”政策，自2020年以来在巴境内组织近20起针对性暗杀事件，其目标包括支持克什米尔独立的激进分子及锡克分离主义人士等。据称，RAW利用中东的“睡眠单元”策动暗杀：2023年，潜伏于阿联酋的印情报网络协调，招募当地罪犯或贫困人员实施，误导一些极端分子以为刺杀目标是“异教徒”。
支持分离主义武装与破坏CPEC。巴基斯坦长期指责RAW资助和扶持其国内的分离主义和恐怖组织。2016年3月，巴情报机关逮捕了印度前海军官员库尔布尚·贾达夫（Kulbhushan Jadhav），指控其作为RAW特工在巴从事颠覆活动，包括为俾路支分离势力提供资金并图谋破坏中巴经济走廊（CPEC）项目。贾达夫在录供中自称自2001年起为RAW工作，任务就是暗中破坏CPEC等中巴合作项目。另外有报道指出，印方自上世纪以来就与俾路支解放军（BLA）等组织暗通款曲并进行训练支持。近年巴塔（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等恐怖组织卷入袭击中国在巴项目人员的事件也被巴政府归咎于印度情报部门支援。例如2021年7月达苏水电站中方班车遭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9名中国公民死亡。巴基斯坦调查认定该袭击由TTP斯瓦特分支实施，在阿富汗策划且得到RAW支持。
在巴策动暴力活动，剑指CPEC。2018年11月卡拉奇发生针对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的武装袭击事件，巴方调查发现该袭击（由BLA宣称负责）得到RAW的资金支持。三名武装分子试图闯入领馆被击毙，造成包括2名警员在内的4人死亡。巴情报机构披露，RAW通过阿富汗为俾路支武装提供藏身地，并协助其购置武器，以持续破坏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此外，据英媒报道，印度情报部门还被指秘密介入巴政治派别的内部纷争。英国广播公司(BBC)2015年引述巴国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印度在过去十年里向巴城市政党“MQM”提供资金，并在印度北部训练数百名MQM武装人员，教授爆破、武器和破坏技能。
在信息战层面，利用社交媒体抹黑中巴。巴学者指出，RAW特工常创建虚假账号，在网上散布假消息以破坏巴国内稳定，制造对巴不利的舆论。2020年，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EU DisinfoLab发布“印度纪事（Indian Chronicles）”报告，揭露了一个自2005年以来运行的庞大虚假信息网。该网络涉及在全球65个国家注册的265家虚假媒体，以及多个“山寨”智库和NGO，由印利益相关者运营。它通过假冒已故人士身份、克隆媒体网站等手段，在欧盟和联合国层面散布有利印、抹黑中巴的内容，其负责人疑为R.A.W.官员Dibya Satpathy。这类舆论战与情报行动相配合，形成对我硬软两面夹击的态势。
除高度关注中巴外，亦在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及印度洋岛国等周边国家活动，打击中国海外利益。根据FAS的报告，R.A.W.自东巴时期（即孟加拉国独立前）便对当地政治势力给予支持，协助Mukti Bahini游击队进行武装活动，促成孟加拉独立。据及此前印度政府调查“Jain Commission”的资料显示，印度情报机构曾在1980年代培训、资助斯里兰卡泰米尔武装组织（包括LTTE），后又转而对其进行监控。孟加拉国裔美国研究员、作家和前Mukti Bahini游击队领导人也曾称，印度情报机构 RAW 积极参与破坏南亚邻国稳定的活动，以获得对该地区的控制权。2018-19年间RAW在马尔代夫开展行动，打击巴三军情报局（ISI），当时正值马尔代夫政局从亲华政权转向亲印政府。此外，有孟方称哈西娜之所以能连续执政，是借助RAW的支撑。选后孟加拉国社交媒体上出现“India Out”运动，抗议印度对孟内政的影响。
除RAW外，印军方内部也设有覆盖对外与对内防务的多层级情报体系，包括国防情报局（DIA）、各军种情报局（如陆军军情局DMI、海军军情局DNI、空军军情局DAI）以及负责卫星监控和电子情报的国家技术研究组织（NTRO）。其中，DIA于2002年成立，以整合陆海空三军情报与战略规划，并由高级军官向国防部长和总理府直接负责。军方情报体系主要聚焦边境安全，监测巴基斯坦、中印边境和印度洋海域等区域。
2015年2月，（IB）设立中国业务部，关注边境情报，直接接受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领导，值得注意的是，多瓦尔出任该职前，曾领导“辩喜基金会”（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VIF）。VIF 的专家多来自印度国防、外交和情报体系，研究涉及与巴、中等周边关系的安全议题，并为官方制定或评估情报行动提供过策略研讨。例如，托马斯（K.V. Thomas）曾在印度政府内政部情报部门工作长达 36 年，常年深入研究印度内部安全局势，关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及国内社会冲突等。近期就中国在全球媒体与信息战、工业间谍等方面发表评论，强调印度在对华关系及内部安全领域亟需关注；贾亚德瓦·拉纳德（Jayadeva Ranade）曾担任印度政府内阁秘书处副秘书长，长期从事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安全与对外政策，多次在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SAB）框架下，为印度官方决策提供建议，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具有很高声望。
综上，近十年来印度RAW的对外情报活动呈现出攻势增强、触角延伸的明显趋势。手段上，除了经典的间谍渗透，RAW更频繁采用“混合战”策略：一方面利用代理人实施暗杀、破坏等硬袭击，另一方面发动网络攻击和舆论战削弱对手。恰逢莫迪政府强化情报机关，RAW获得了更宽松的授权和更充沛的资金支持。内部调整方面，RAW把更多资源投向中国海外利益。然而，随着RAW活动的外溢，其引发的反弹和风险也在上升。一方面，周边国家对印度情报干预的警觉和抵制心理加强，出现如孟加拉国“排印”运动、加拿大和斯里兰卡的外交争端等一系列负面反馈。另一方面，印度情报人员在海外的暴露事件增加，加拿大驱逐RAW站长、斯里兰卡要求撤换情报官等先例表明印度情报行动正受到更严格的国际审视。
- 美国主要对外情报机构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成熟的情报与安全体系，其中中央情报局（CIA）与国家安全局（NSA）是最核心的两大对外情报机构。此外，国防情报局（DIA）、国务院情报研究局（INR）以及联邦调查局（FBI）的涉外业务部门等。
中央情报局（CIA）是美国主要的对外情报和海外秘密行动部门，据 1947 年《国家安全法》在二战后组建。其职能包含为美国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各国政治、军事、经济等综合情报支持，并通过covert operations影响海外政局。CIA 总部设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局长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通过后任命。内部设置一般包括情报分析、行动、科学技术、数字创新和支援若干主要板块，负责综合评估、海外间谍活动、高科技研究与网络渗透等。过去十年，美国情报机构内部结构和领导层经历多次调整，以适应新威胁和任务重点的变化。
中央情报局（CIA）在2013-2021年先后由约翰·布伦南、迈克·蓬佩奥、吉娜·哈斯佩尔和威廉·伯恩斯担任局长。2015年，时任局长布伦南进行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将CIA按职能和区域划分为10个“任务中心”，建立跨职能团队。特朗普政府期间，CIA局长蓬佩奥曾强化对朝鲜和伊朗的情报攻势（成立朝鲜任务中心和伊朗行动团队），在2017年首创专门聚焦中国的单一国家情报单元。2018-2021年，哈斯佩尔执掌CIA，成为该机构首位女性局长，她延续了任务中心模式并强调情报专业化建设。2021年，伯恩斯上任，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外，新设首席技术官（CTO）职位及“跨国技术任务中心”，统筹新兴技术、经济安全等领域情报。
根据Zeitschrift für Anomalistik的报告，2024年，CIA的经费达147亿美元。美国国会虽然会通过年度《情报授权法案》对其拨付，但绝大部分资金都纳入“黑预算”，真实数额保密，约有20000名雇员。媒体及研究者多认为 CIA 雇员在万人量级，长期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驻派隐蔽单位，综合触角延伸至政治、经济、信息和网络等领域。在对华情报关注方面，CIA设有专门的东亚中心或类似分支，持续跟踪中国在军事现代化、科技研发、对外战略、供应链体系等关键动态，并在多起网络或经济情报事件中被指发挥重要作用。
| 组织类别 | 名称 | 主要职责/职能 |
| CIA 领导 | CIA 局长（Director of the CIA, D/CIA） | 约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确认，对 CIA 的运作、人员和预算进行管理；代表 CIA 与其他政府机构及国会沟通。 |
| 处 / 总署（Directorate） | 分析处（Directorate of Analysis） | 汇总评估各种来源的情报 |
| 处 / 总署 | 行动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 | 负责秘密收集海外情报及执行总统授权的秘密行动，主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力情报（HUMINT）工作。 |
| 处 / 总署 | 科学与技术处（Directora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运用技术手段支持情报搜集、分析和其他机构任务。 |
| 处 / 总署 | 数字创新处（Directorate of Digital Innovation） | 致力于网络作战、数据管理与数字工具开发。 |
| 任务中心（Mission Center） | 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 关注与中国相关的情报议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各方面动向。 |
| 任务中心 | 反情报任务中心（Counterintelligence Mission Center） | 负责发现、理解并反制敌对情报机构的威胁，保护美国的情报安全。 |
| 任务中心 | 东亚与太平洋任务中心（East Asia & Pacific Mission Center） | |
| 任务中心 | 南亚与中亚任务中心（South & Central Asia Mission Center） | 负责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情报活动及协调，涵盖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 |
对华相关部门
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可追溯至二战时期的密码破译单位。战后，美国情报体系在“冷战”大背景下形成多重机构并行的格局，其中负责信号情报（SIGINT）与通讯安全的“武装部队安全局”（AFSA）却因缺乏对外交互和统一统筹而陷入效率瓶颈。1952年，时任总统杜鲁门批准在AFSA基础上重组为NSA，专门负责对全球无线电、电话、网络数据等进行监听、分析与处理，并在信息加密、防护等方面提供国家级技术保障。最初，NSA隶属美国国防部但保持相对独立，直接为白宫及当时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CIA）等决策部门提供技术与情报支持。随着冷战格局日益加深，美国政府越来越倚重对苏联及其盟友的电子侦察，NSA逐渐跻身为美国情报界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机构之一。
其领导权于2014年由长期局长基思·亚历山大移交给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2018年又换任陆军四星将军保罗·中曾根（Paul Nakasone）担任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中曾根上任后推进NSA的数字防御与进攻双重角色，在2019年组建NSA的网络安全局，主动与私营部门分享网络威胁情报，加强国内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同时，NSA保持其进攻性网络能力，TAO等部门继续对外开展高度机密的网络入侵任务。组织架构上，NSA作为国防部下属机构，其信号情报职能保持稳定，但与美军网络战部队的融合更紧密（“双帽”体制下，同一人领导NSA和网络司令部）。立法监督上，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自由法案》，对NSA的大规模数据收集做出限制，以回应公众对隐私的关切。然而，NSA依然拥有庞大的海外监听授权。
| 姓名 | 职务 | 职能描述 |
| Timothy D. Haugh | 美国空军上将（Gen, USAF），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兼中央安全局局长 | 负责指挥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领导国家安全局（NSA）及中央安全局（CSS），统筹网络战、信号情报及网络防御战略。 |
| Wendy Noble | 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 最高级别的文职官员，负责NSA的日常行政管理及情报运作，确保组织高效运作并推动战略决策。 |
| Sheila Thomas | 国家安全局执行主任 | 负责监督NSA内部分析、运营及管理事务，曾主导NSA/CSS德州情报分析及生产部门。 |
| Marlisa L. Smith | 国家安全局参谋长 | 负责协调NSA内部事务，确保战略目标的有效实施，并优化组织管理流程。 |
| Matteo Martemucci | 美国空军少将（Maj Gen, USAF），中央安全局副局长 | 作为CSS副局长，主要负责军事密码学事务，并协调NSA/CSS与各军种密码情报机构的合作。 |
| Kenneth M. Bruce, Jr. | 美国空军首席军士长（CMSgt, USAF），美国网络司令部高级士官长兼NSA/CSS高级士官顾问 | 作为高级士官领导者，为NSA/CSS提供关于士兵事务的咨询，推动人力资源发展及培训。 |
内部设置上，NSA通常根据地域、目标和功能任务进行划分：
- 信号情报（SIGINT）部门：负责对全球卫星、通信线路、网络数据进行截获与解析，是NSA最主要的核心业务单元；
- 技术情报与行动（TAO）处：专司网络渗透、硬件植入和定向攻击等“进攻性”任务，经常与其他美军或情报机关协同执行；
- 信息保障（IAD）部门：面向美军、政府各机构提供安全通信与加密技术，亦承担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防护；
- 行政与后勤：包括培训、人事财务、法务合规与后勤保障等职能。
NSA在全球设有众多监听站、数据采集中心，与五眼联盟（FVEY）伙伴国家情报机构保持深度合作。外界估计其全职雇员在3万至4万人左右，涵盖密码学家、网络安全专家、语言学家、数据工程师、情报分析员等。经费方面，NSA的预算在美国情报界“黑预算”体系中占据重要比例，其资金主要通过联邦预算中的国家情报计划（NIP）分配。根据历史数据（如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budget 2011-2017 | Statista），2013 年 NSA 的预算约为 107 亿美元，占总情报预算的 14% 左右，接受国会和预算办公室的监督。
此外，根据解密和公开数据，美国国家情报计划（NIP）年度预算从2015财年的约503亿美元增至2021财年的608亿美元，2022财年更攀升至657亿美元。如果加上军事情报项目（MIP）的经费，2022年美国情报系统总预算约为898亿美元。拜登政府2024财年提交的情报预算请求高达765亿美元（NIP部分），再创历史新高。十年来，美国情报预算总体呈上升趋势，2020和2022年均出现历史最高请求值。这些经费涵盖CIA、NSA、DIA以及其他情报机构在海外行动的人力、技术和运营支出。
国防情报局（DIA）作为五角大楼的主要军事情报机构，这十年同样经历转型。DIA局长数度更迭（前局长弗林、斯图尔特，2017-2020年由罗伯特·阿什利任局长，现任局长斯科特·贝里尔2020年上任）。DIA在反恐战争中侧重支持美军战场行动，如部署情报小队追踪恐怖组织。近年DIA将重心转向分析大国军力动态，定期发布《中国军力报告》等评估，提供关于中国导弹、太空和网络战力的情报。组织上，DIA强化对外情报与国防分析结合，例如与美印太平洋司令部情报部门协作，关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动向。DIA还与CIA等共享部分驻外人力网络，以提高情报覆盖广度。总体而言，DIA努力扮演“战争领袖的情报参谋”和“大国竞争的军事情报支撑”双重角色，其组织和人事调整均服务于提升对华俄等国军事情报研判能力。
涉华动向
近年来，美国情报机构对华投入和力度均明显上升。CIA特别加强了对华人力情报（HUMINT）渗透。2010-2012年间，CIA在华谍报网络被破获，至少数十名线人被捕，美在华情报收集一度近乎瘫痪。过去十年，CIA着力重建在华情报网。2021年，CIA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旨在汇集全局资源全面应对中国这一“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CIA通过该中心招募顶尖中文和中国问题专家，加强对华情报分析，并加快特工招聘和培训（例如增加汉语培训）。有报告称，CIA 2021年对华相关经费增加了20%，伯恩斯亦强调中国任务中心将获得更多资源。此外，CIA近年来还加强反情报，以防范我情报机关渗透；美司法部自2018年以来起诉多起美国情报人员为中国从事间谍的案件。前DIA局长罗伯特·阿什利承认，在对华情报方面真正的资深专家仍稀缺，需要大力培养人才以评估中国战略意图。 2022年11月，NSA设立首位中国事务负责人，明确将中国作为其战略重点。此后，NSA开始绘制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图”，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弥补差距，解决可能影响战略优势的经济和科技漏洞。此外，CIA亦用韩语、普通话和波斯语在发布说明，诱导群众透露涉华情报。2025年1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在采访中称，其对华预算增加两倍，现已占中央情报局总预算的 20%。 此外，历史信息显示，NSA的定制访问操作（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s, TAO）部门自长期渗透中国计算机和电信系统。
对华进行数字监控和网络渗透。国家安全局（NSA）是美国网络战和信号情报的核心，其在过去十年积极对他国（包括中国）的通信网络进行渗透监听。根据“棱镜”计划等曝光，NSA对全球互联网流量进行大规模监控，同时针对重点目标实施定向黑客行动。针对中国，NSA在2010年前后启动代号“Shotgiant”的行动，成功入侵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总部服务器，获取华为敏感信息及内部高管通信。其目的一是查找华为与解放军的联系，二是利用华为设备开展全球监控：路透社称，NSA拟通过华为销售给其他国家的通信设备实施监听或网络攻击，以便在需要时“投放网络武器”。此外，文件显示NSA还曾攻入华为内部数据库，复制超过1,400家客户名单和工程师培训资料。美国媒体称，NSA获得海量数据，以至于内部人员感叹“数据多得无处下手”。
大力推进网络战力量建设。2010年，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全面运作，由NSA局长兼任司令，实现情报与进攻能力的协同。NSA与网络司令部在对华网络行动中扮演进攻尖刀角色，不仅窃取情报，还进行网络威慑。2012-2013年，前NSA合同商爱德华·斯诺登曝光了NSA大规模网络监听计划。针对中国，斯诺登还披露NSA入侵中国清华大学的互联网主干节点以及中国手机运营商的系统，以获取海量用户数据。2022年，中国官方指控NSA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曾对西北工业大学（中国一所军工科研院校）发动网络攻击，窃取技术数据。
二、两方主要机构的合作互动情况
纵观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双方主要有以下几段值得注意的合作与博弈历程：
上世纪 60-70 年代时，印度历经对华边境冲突和与巴基斯坦间的多次战争，迫切需要增强对外情报能力。美学者Stephen P. Cohen及印度记者 Praveen Swami 分别提及，印中交战后，美国的情报机构曾为印度训练“Establishment 22”部队，最初针对中国边境展开侦察或渗透行动。 美方在新德里及查克拉塔（Chakrata）等地派遣教官，为藏裔士兵提供游击战、爆破及空降训练，印方亦默许CIA在大吉岭和噶伦堡设立训练营，招募藏族特工渗透中国西藏。然而，随着80年代美巴联手在阿富汗反苏，CIA大笔投入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合作，印度对美国在南亚的立场产生严重不信任。
进入90年代初，印度境内的旁遮普、查谟-克什米尔等地接连出现分离主义动向。印度情报体系曾短暂重启对邻国的“报复性”隐蔽行动，但据多位RAW退役官员和媒体报道，约在1993-1994年间，CIA和英国的军情六处（MI6）便向印度高层明确施压，要求RAW不得在巴基斯坦境内实施“以恐对恐”的跨境打击，理由是“印度不应为制衡‘流氓国家’而采用同等极端手段”。
除对印方行动的“限制”之外，CIA与RAW也曾出现起互为对手的间谍事件，其中2004年震动印度政界的 “Rabinder Singh 叛逃案”最为著名。Rabinder Singh 是RAW的联合秘书级别官员，被指在早期因“美方蜂蜜陷阱”而成为 CIA 线人，最终经尼泊尔潜逃至美国。
从时间线看，进入新世纪双方合作泛度仍在扩大。2010年“震网病毒”（Stuxnet）攻击伊核设施期间，印度国家技术研究组织（NTRO）协助美国植入恶意代码，利用印度在伊朗的工程人员渗透物理隔离网络。2016年RAW与德里警察特别小组携手CIA ，从武装分子Abdur Rahman al-logri身上获取情报，随后美方在阿富汗通过无人机袭击击毙超600名塔利班与ISIS-K武装分子。 此举表明，双方具备情报共享和资源协调能力。此外，2019年印巴空战期间，美国向印度提供巴军F-16战机的雷达信号特征，帮助印度确认击落巴方战机。
从现有资料看，美方可能依托2018年签署的《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与 2020 年签署的《基本交换与合作协议》（BECA）加强对印在通讯技术、卫星影像和地理空间数据上的交换。若CIA与RAW于印太事务及周边热点问题上进一步捆绑，双方或将展开更具针对性的渗透行动，尤其可能针对区域基础设施项目、跨境投资活动或科技合作进行监测干扰。